电影《攀登者》：中国式大片的新可能

助力中国大片攀登高峰
中国艺术报记者 张成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个过程中，各领域、各行业都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电影创作提供了无比广阔的空间和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电影《攀登者》就是站在时代高度、紧紧抓住中国登山者两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独特而重大的历史事件，重新思考酝酿加工，用丰富而成熟的电影语言拍出了精神高度和文化内涵。”在日前由《光明日报》文艺部、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电影《攀登者》研讨会”上，《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沈卫星如是说。《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新文对此表示认同，他说：“写山、写风、写雪，最后写环境下的人，写人的精神、人的壮举。它的背后是爱国精神，《攀登者》是爱国情怀与人性力量的交响合奏。

据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任仲伦介绍，在《攀登者》的拍摄过程中，他和主创一直在思考怎样解决年代戏跟当今年轻观众的审美距离和审美隔阂。“随着对题材的理解和思考的深入，我们完全有自信，这些攀登英雄，能打动各个年龄层的观众。”任仲伦说。影片公映后，在取得超过10亿元票房的同时，也获得了良好的观众口碑与社会反响。

电影《攀登者》剧照

在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看来，《攀登者》把人物深处的精神和情感状态写出来了。“《攀登者》的角色都有原型人物。影片把这些人物集聚在一起，形成一个有张力的戏剧化故事，人物的精神和情感也展示出来了，影片充盈着为国攀登的精神。《攀登者》作为重工业电影，它的特效、制作、类型化叙事，达到了高水准。”饶曙光认为，影片在对年轻观众的引导上还有挖掘空间。“现在的年轻观众的价值观很正，他们愿意接受主流的东西。针对他们形成更有效的宣发的话，可能会有更好的票房表现。”《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锋补充道，宣传是“二度创作”，在宣发过程中，把历史真实故事、为国攀登的精神内核突出出来，可能效果会更好。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认为，《攀登者》体现了新主流电影的特点和变化：用个体视角叙述宏大主题，而不是用宏大主题淹没个体性、个体选择、个体性格。将个体创伤和使命担当结合起来，用个体的方式彰显一个宏大主题，对观众来讲有情感的接入点。新主流电影都有共同点，如类型化加工、体现共享价值。此外，《攀登者》中人物的选择很有现代感。

《中国艺术报》总编辑康伟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攀登者》开辟了中国式大片的新可能。中国登山队登顶珠峰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提供了与观众共情、共鸣、共振的情感基础。《攀登者》并没有局限于这一真实历史，没有一一对位，没有采用泛纪录片或者纪录片化叙事，而是根据艺术创作需要进行电影化处理，引出影片创作的成功。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贾磊磊认为，在影像时代，对社会的表达和对自身的确认，大部分都依赖影像。1960年那次攀登，没留下真实影像，是一个巨大损失，这也是《攀登者》复原历史的意义所在。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网络信息处处长何美对此表示认同，她表示《攀登者》填补了国产登山题材类型片的空白，难能可贵。《攀登者》视野直接越过了近年来的个体特别是商业化户外运动，直接把视线转向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历史片段，展现中国人为了宣誓主权，为了保卫国土和科学考察，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两次攀登珠峰的壮举。

《文艺报》艺术部主任高小立认为，该片本质的攀登精神就是，登山体现了人类对于自身生存发展、面对未来不断探索的冒险精神，这种精神是无民族、无地域、无国家之差别的，是属于全人类的。它与人类登月、探索宇宙的精神一脉相承。探索永无止境，永远在路上。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表示，《攀登者》这样追求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式大片是可行的经验，精神生产也要做好资源配置，发掘资源的精神价值。

“国庆档三部国产大片集中上映有效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爱国激情。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这不仅要靠组织创作来实现，还要靠净化电影的鉴赏环境来实现。电影院线要在党的领导下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仲呈祥说。

来源：中国艺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