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丹霞：书画鉴定从记笔记开始

来源：《艺术商业》杂志 2014年12月刊

儿时的杨丹霞， 常常跟着在故宫工作的父亲杨臣彬到故宫玩耍。她在院子土堆上玩时就会偷偷瞄父亲， 我觉得我父亲他们干的这事挺神秘、挺伟大的， 几百年、上千年留下的东西拿在手里面， 说得头头是道，我将来也能在这儿就好了。儿时的想法如今成为了现实， 杨丹霞和父亲杨臣彬一样，都成为了古代书画研究专家。

　　杨丹霞考进故宫博物院后，志愿填的是陶瓷组。所有人都知道她父亲是杨臣彬，所有人都觉得她该想去书画组。

　　杨丹霞盘算着自己的小九九，“我父亲是做书画研究的，假如我要学的不尴不尬的，人家会说，瞧瞧，丢她父亲
的人；如果我要学的还可以，人家会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比我们条件都好，你有那么好的父亲，你该成啊。

　　别人可能会忽略掉你为此付出的很多艰辛。”杨丹霞特别坚决地企图回避与自己的父亲搞同一项工作，但被陶瓷组的组长拒绝入组。杨丹霞去找当时的业务院长杨伯达，哭着鼻子追问原因。杨伯达说：“人家嫌你太瘦，干活没劲儿。你还是去书画组吧。我替你想了，我是看着你从小长大的，你像个男孩一样，没心没肺，也不懂看人脸色。如果去工艺部和宫廷部，这两个组女生多，免不了是非也多，你是个直筒子，也搞不好这些关系，待那里不受罪吗？”话已经说到这份儿上了，杨丹霞觉得在理，就这么进了书画组，一待就是30 年。

　　故宫里的童年

　　杨丹霞与上“五七”干校的父亲杨臣彬戏剧性重逢时，她在上小学二年级。很稀松平常的一天晚上，母亲在和面
做晚饭，杨丹霞已经结束了自己的功课，听见有人敲门。开门后发现是个邋遢的陌生人，拎着线制的破网兜，里面放着一个脸盆和一双胶鞋。20 世纪70 年代初，在北京街头还有很多要饭的，杨丹霞喊自己的妈妈：妈，是不是要饭的？杨丹霞的母亲两手沾满面粉走出厨房，望见门口的人，眼泪“唰唰”地掉了下来。

　　这一幕在杨丹霞记忆中无法磨灭，从那天晚上起，从小在姥姥家长大的杨丹霞真正开始对父亲有了印象。父亲杨臣彬回来之后，整个家变得完整了。为了照顾年迈的岳母，一家人从楼房宿舍搬到了故宫旁边的平房院里。杨臣彬先生在故宫博物院恢复原职，杨丹霞开始了在故宫里的童年生活。

　　“那时候觉得故宫特别大，到处都是红墙，而且那时的天儿好，没什么污染，都是蓝天、金黄色的瓦。觉得外面
这个‘大筒子’又宽又长，好像要走很久很久，才能到父亲工作的地方。”为了不打扰父亲工作，杨丹霞带着小伙伴们私下里乱跑。有时去故宫派出所院子里偷草珠，那是警察种了准备串帘子的；有时去库房外面的院子，里面有个大土堆，种着玉米、花生、葡萄、枣树，嘴馋的小孩喜欢在那里东跑西颠，顺手摘点可以填肚子的零嘴。

　　大人们对此通常又生气又无奈。

　　当父亲与同事在屋子里开会，杨丹霞在院子土堆上玩时就会偷偷瞄他们。“我觉得我父亲他们干的这事挺神秘、
挺伟大的，几百年、上千年留下的东西拿在手里面，说得头头是道，我将来也能在这儿就好了。”

　　与画家角色互换

　　杨丹霞在书画组一待就待了30 年。从保管部书画组、宫廷部书画组，最后又成为书画部，部门拆了组，组了又拆，杨丹霞如铁打的营盘一样始终固守。

　　1985 年，杨丹霞工作一年多以后，初步开始接触书画鉴定。那时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进驻故宫鉴定，杨丹霞
直接参与其中，每天陪着老先生们开卷看书画。“我负责开卷，把一幅画打开，给对面一排老先生看。”杨丹霞一手扶着画，一手记笔记，纯粹为自己记。记了很多，虽然许多古代书画家的名头驴唇不对马嘴，“可是收获很多”。杨丹霞觉得基础知识的积累是一个必需的过程，为此从不对看上去“低级”“辛苦”的库房工作有所怨念，否则会从心理上感觉苦和累。她曾经做了7 年的“账卡物三核对”工作。“一群刚入职的学生在一个大桌子边抄档案，我负责抄书画的，包括每幅的尺寸、质地、鉴定意见、历代流传……在这期间我熟悉了大量的东西。”

　　在事务性工作之外，杨丹霞会利用一切机会看馆藏真品，努力记住所有细节。“就像追一个人，你要每天跟TA 四目相对，跟他产生爱情。你爱他，就要下死工夫琢磨他。”杨丹霞就像对待“产生爱情的他”一样，除了吃喝拉撒睡，脑子里想的全是这个。做书画鉴定，天分悟性和后天的努力付出，两者缺一不可。杨丹霞非常笃信这一点。“若先天对艺术品没感觉，后天再努力也所获甚微；但若天资聪颖，聪明反被聪明误，不付出努力，只停留在浮光掠影的层面，那其中的惊心动魄与刻骨铭心永远无法体会。两样都具备的人，才能达到一个高远的境界，像徐邦达先生，像我父亲。我现在还达不到，但是我正努力往那儿去。”杨丹霞将研究书画视为一种交流，角色互换是她最大的乐趣。“我去看一幅画时，会假装是画家本人。我会假想，如果我是他，该怎样来构思呢？我为什么要这么画？我会在一个什么环境里做这些事情呢？我写这首诗时的情绪又是如何呢？”这种方式有副作用，杨丹霞经常为此情绪大幅度波动。白天看过什么东西，感触太深，晚上睡不着，半夜起来继续琢磨，并不断自我否定。“伤身”，她认为这是自己身体不好的原因。

　　“只能说在有生之年，对我有兴趣的某一些领域达到某一种我可以企及的高度，仅此而已。” 这是杨丹霞的愿望，简单而直接。

　　恋父情结

　　有人说杨丹霞恋父，她承认确实是这样。“女孩子谁没有呢？”她反问。本来就高高大大的杨臣彬先生是杨丹霞第一个崇拜的异性，觉得他像一个全能超人。“我小时候睡的床、家里的沙发、电视柜都是我爸亲手做的。他会拉二胡，会弹琴，会吹笛子，会吹箫。”后来杨丹霞一家人住进了平房，有了院子，房子前面有很大一块空地，种着高大的香椿树。秋天有石榴，春天有丁香。杨丹霞一家人自己种了扁豆、蛇豆、葫芦、丝瓜……还有各种花草。天气热的时候，吃完饭，院子里面摆上茶，摆点零食，杨臣彬先生就会拿出箫来吹。一群小孩一人拿个小板凳坐在旁边听。这个场景在杨丹霞脑子里挥之不去，每当读到一些诗句，就会重现在眼前。月亮底下，虫子在飞，花草散发着香气，乐曲声余音袅袅，久久在耳边回荡。“其实我从小培养起来的对文学、历史、艺术方面的兴趣都来源于他。”
　　在故宫撷芳殿东跨院杨丹霞办公的地方，她仍然喜欢在院子里种上各种各样的花果，大门上飘荡着叶子卷曲、体型肥硕的丝瓜，那该是她关于家、关于父亲温馨记忆的一部分。

　　摄影/ 黄伟杰